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在华40年他说“我似乎活了两次”

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在华40年他说“我似乎活了两次”

老安,本名安德烈·卡瓦祖蒂(Andrea Cavazzuti),意大利摄影师、独立纪录片导演,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系。1981年来华短期进修,次年留学复旦,遂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。在华的四十年,他用照片和视频持续观察着中国的变革,记录了一个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故事。

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是老安的第一部摄影集,2019年山西省太原市长江美术馆曾举办他的个展《初识中国(1981-1984)》,这本书亦是此展览的补充和延伸。书中收录的190余张照片中,既有文化差异背后的视觉好奇,同时又保持了平静、温和的目光。面对这些中国改革开放之初“稍息年代”里的街头戏剧与日常即景,我们的记忆浮上,对于当下和未来的生活我们又会做怎样的省察呢?

1972年,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《中国》。在寄往北京的“意向书”中,他写道:“我计划关注人的关系和举止,把人、家庭和群体生活作为记录的目标。我意识到我的纪录片将仅仅是一种眼光,一个身体上和文化上都来自遥远国度的人的眼光。”

安东尼奥尼在意的是人,人的状态,人的关系,人的生活。但在当时的安排下,安东尼奥尼只是偶然瞥见、抓住了他所期待于中国的东西。

将近十年后,1981年,另一位意大利人安德烈·卡瓦祖缇(Andrea Cavazzuti)来到中国。那时他才22岁,在威尼斯大学学习中文,同时也已经是个颇有经验的青年摄影家了。他参加了意大利著名摄影家路易吉·吉里(Luigi Ghirri)策划的展览《意大利之行》,是其中最年轻的作者。

“第一次访问中国时,我的心态与之前去西西里、法国的布列塔尼或首次去伦敦的心态是一样的:一心想着拍照。”安德烈说。

安德烈从米兰坐火车到加来,乘渡轮到多佛,再坐火车到伦敦。在一所占屋者公寓凑合一晚,次日第一次坐上飞机。飞抵香港后,坐气垫船,顺珠江而上至广州。接着坐飞机到上海,最后坐上开往南京的列车。整整七天,终于抵达目的地。他将在这里进行一次短期访学。

除了安东尼奥尼的《中国》对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,主要吸引他的是象形文字, 还有费利斯·比托(Felice Beato)和约翰·汤姆逊(John Thomson)的老照片,以及对地图上如此辽阔的土地的一无所知。对于深受当时美国文学艺术熏陶,但又不爱喝酒吸毒的青年安德烈,中国提供了崭新的可能性。

那时他还意识不到,这将不仅是一次遥远的空间上的旅行,而且是在时间上的旅行。

1982年,安德烈来到复旦大学留学,为期两年。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。他在这里成家、立业、生子,他在这里拍摄照片,后来是拍摄电影和录像,并成为一位独立影像艺术家。

与安东尼奥尼的匆匆一瞥不同,他在这里见证了中国人民在全球技术化时代的童年和第一青春期,也成为当代中国文化进程的深入参与者。

此后,他常常说到,“我似乎活了两次”。同时他也在中国与意大利之间,在中国与世界之间,持续讲述这出浩瀚的人间喜剧:“中国是一个故事驳杂、场景纷乱的宝库,而我试图用我的照片、录像和纪录片来不加修饰地予以讲述。我无意阐述理论,我感兴趣的是去发现它们。”

四十年后的今天,年轻的安德烈已经成了朋友们口中亲切的“老安”。他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摄影集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。

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收录了老安1981到1984年在中国拍摄的190余幅照片,记录下了那个年代中国人的一些日常生活场景。在端正的构图里,在有限的画幅中,捕捉无穷无尽的细节。它们无意于报道与解释,却留存下一个时代的气氛。

破旧却热闹的街头,贫乏却拥挤的店铺,孩子在公园玩闹、在院场写作业,恋人在树林里私语,茶馆、饭店、夜晚的小书摊,总是聚集着人群,橱窗里的模特诉说何谓幸福生活,男青年在舞厅疯狂扭动,女大学生背着枪军训归来,随处可见口号、标语,呼唤未来,号召行动……

一尊佛像和一堆木材乱糟糟堆放在破旧的砖房内,里面还躺着废弃的木柜、轮胎、瓦缸、麻袋、篾框,那架管子台虎钳闪着微光。佛像背靠砖墙,凝望着这一堆物什,依旧庄严慈悲。

一辆崭新的红旗轿车车头朝右停在画面的中间,或许在等着某个重要人士;车前,一位中年妇女蹲坐低矮的水泥柱上,面前放着竹篮和锅,她的眼光看向左侧,她在等待属于她自己的车吧。远处,低矮瓦房的屋脊,隐隐闪着两叶白帆。

破旧小屋边,年代久远的石狮子蹲坐草间,紧贴着石狮子树着一根木桩,或许是电线杆,金属线将狮子与木桩捆绑起来,看上去,好像是谁把狗拴在了木桩上,再看才意识到是木桩倚靠着这石狮子。

在北京中山公园,一排人排着长长队列,等待进入某个景点。队伍旁边,一个小女孩正在用砖头摆出一道多米诺骨牌。

观看这些摄影,需要像老安观察生活一样耐心细致。总是要在看过几回后,才领会到其中微妙的意趣,惊觉这些照片在形式上的近乎完美。是的,老安拍摄了我们的记忆,但却是以他的美学。

陈丹青感叹道:“他精于构图,精心到难以觉察。那可是欧洲百年摄影的观看基因……”

李静说:“老安的摄影,宛如契诃夫式的戏剧:散漫,无中心,在一个意义稀薄的日常空间里,重要性大致相当的主人公们微弱地行动着,无所事事,波澜不惊,却在剧终,一切富有韵律、貌似熟悉的细节蓦地发生核聚变,轰然达成一个诗意而陌生的象征。”

这样的摄影,很难被一眼辨识、记住,很难作为一种简化的图像被复制和滥用,甚至,我们很难在老安的照片里找出所谓的代表作。这并非一种缺陷,反而恰恰出于老安照片的丰茂。

对于西方观众来说,老安拍摄了一个他们很少看到的中国,更糟的是,它几乎从未被想象过。

如奥利沃·巴尔别里(Olivo Barbieri)所说:“这些照片极其珍贵,它们干净,有内涵。既不首肯,又不否认,而是设身处地。”

顾铮评论说,老安的这种跳出报道摄影风格套路,摆脱报道摄影观看和表达体制的摄影,今天看来具有更重要的意义:“老安用照相机插入现实的瞬间,可能是一个相当暧昧的瞬间,是一个并不说明什么的瞬间,但就是这个瞬间,可能抽出、保留了某个时代的某个时刻的气氛,观者可以据此确认时代。”

另一方面,对于中国观众来说,这些将近四十年前拍摄的照片,提供了一次重新省察我们生活的契机。

中国读者看到这些照片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困惑。这些照片就像我们以日常的眼光在观看日常的生活。光线未曾抢走物象的质地与肌理,再暗的暗部也依稀可见事物的轮廓。然而这些我们亲身经历、熟视无睹的生活场景,真的配得上照相机这样郑重的凝视吗?

我们很容易去欣赏尤金·阿杰(Eugène Atget)拍摄的巴黎清晨橱窗与街道的动人表情,我们也很容易理解沃克·埃文斯(Walker Evans)拍摄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某个路边小店所蕴含的人文情怀,但对于我们那些四十年前的橱窗,还有里面的塑料模特、廉价连衣裙,以及路边的一个个门市部一个个小店,我们却难以有自信说:拍吧,这里有真正的生活。仿佛意义是在遥远的地方,而不在此时此地的生活。

一个手打毛线的中年妇女横穿马路。哪个中国家庭没有这样一个母亲呢,在走路时也不舍得放弃编织的时间。

安静的小饭店里,一位母亲看着女儿吃面。背后的拱形门框,让这清贫显得庄重。

一棵柳树上高高挂着一对吊环,旁边是乱糟糟的砖头堆。或许有个青年每天就是踏着这堆砖头,开始了吊环锻炼。

一座县城电影院,酷似意大利经典《天堂电影院》里的那座,门楣上竖着1980年代准许放映的外国片广告,一头猪,诚恳地走向空旷的影院门口。

一个土堆,几个人,是在等待公交车吧?他们散落在土堆上下四周,不期然形成对称之势,只是每个人的目光各朝一方,等待各自的等待。那时候公交车少,往往一等就是一片光阴。土堆后面是穷陋的平房,远处的高树已经落尽了树叶,只有电线,一根根若游丝般横贯画幅。

对余华来说,“在这一张张或安静或活跃的黑白照片里,我们看到过去的自己如何挣脱束缚,小心翼翼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生活。”

彭磊看到这些照片时说:“现在看老安的照片,给我那种小时候在中国到处转悠的感觉,每个地方完全都不一样,所以感觉挺怀念的。”

我们在这些照片里目击了我们的记忆,但这记忆正在迅速消退,消退的速度堪比经济爆发式的增长。我们急切逃离这样的贫穷、朴素与破旧,却已忘却了我们曾如何仔细、耐心、充满希望地把那样的清贫整饬为值得过活的生活。是的,我们看见了记忆,也看见了我们的遗忘。

刘小东说:“老安从来不骚扰他眼前景观,从来不把镜头推得更近,从不把自己的欲望表现在前。老安总是保持和物象间礼貌的距离,摈弃滥情、摈弃抱怨、摈弃明辨是非,像个过来人,不愤怒、不嘲讽,也像一只蝴蝶轻轻飘过人世间,留下些许痕迹,给我们自省、自悟和眷顾。”

老安的摄影持续到了1990年代,之后他更多地转向拍摄录像。1990年代末,老安辞掉工作,成为了一位独立影像人,以自己的摄影和录像进入戏剧、电影、音乐、文学等领域。

他与林兆华(《理查三世》和《故事新编》)、李六乙(《新北京人》)等戏剧导演合作,以多媒体艺术介入剧场。

他与宁瀛、郭宝昌、彭磊等合作摄制电影,与徐星合作拍摄纪录片《5+5》,并借库奈里斯来华举办展览之际,拍摄纪录片《库奈里斯在北京》。

他与诸多中国作家结交,采访王小波、韩寒、孙甘露等作家。目前仅见的王小波的视频采访,就出自老安之手。他时常与后来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坚力量的年轻人见面,拍照或摄像,如方力钧、刘炜、刘小东、曾梵志、冯梦波、汪建伟等人。

他与琵琶演奏家吴蛮合作,以视频记录中国民间音乐。他还创作影像装置作品,参与当代艺术展览……

老安精通中文。刘小东说:“老安的中文好到只说半句,嘟嘟囔囔的,该笑的大家也笑了,该传递情感的也递到了。”

在《稍息:1981—1984年的中国》里面,还收录了老安用中文写的散文《气呼呼的小词典》,这些短小的札记,记录了老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、观察与感想,幽默风趣,读之如见其人。

老安说:“中国让我感觉自己像外星人,在一块辽阔的、不同的、与世界其他角落相对隔绝的土地上走失了,生活在几乎彻头彻尾的疏远中,远离我原有文化中的符号和痼疾。”

老安对于日趋膨胀、朝三暮四的消费主义不感兴趣。1980年代的中国还不知道时尚、名牌服装、豪车之类东西的存在。但没料到二十年后,这些消费标志竟会如此专横地闯入中国社会,令他一方面对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避免大失所望,另一方面,也意识到,中国作为新生力量青出于蓝,现在轮到老人们无所适从了。

老安深切地了解这块土地。他说,上微博、下农村、去三里屯或在皇城根散步,你对中国的解读会完全不同。

“或许不该如此断然,然而我相信,我生活了将近四十年的中国是世上最值得生活的国家。在地球外延续人类香火——这一天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,但在这之前,中国是我们迄今熟悉的全球文明扩张的最后一道边界。中国之后是岔路口。我愿意想象并冀望,以我的生活选择,一旦抵达岔路口,我和我的孩子们有可能知道如何识别路标。”

老安,本名安德烈·卡瓦祖缇(Andrea Cavazzuti),意大利图片及视频摄影家,毕业于威尼斯大学中文系。1981年来华短期进修,次年留学复旦,遂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。上世纪七十年代涉足摄影,继而投身视频影像,创作甚多,涉及艺术社会各个方面。

老安深入参与当代中国文化的进程。他与林兆华、李六乙等戏剧导演合作,以多媒体艺术介入剧场;与宁瀛、郭宝昌、彭磊等合作摄制电影,与徐星等合作拍摄纪录片,并借库奈里斯来华举办展览之际,拍摄纪录片《库奈里斯在北京》;采访王小波、韩寒、孙甘露、汪建伟等作家艺术家;与吴蛮合作,以视频记录中国当代民间音乐;还创作影像装置作品,参与当代艺术展览……

在意大利与中国、中国与世界之间,在从前与未来之间,老安以自己不加修饰的照片与视频,不断提问,不断寻求答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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